新中國成立后，大量愛國民主人士在各級人大、政協任職。其中，張瀾、沈鈞儒、黃炎培、胡愈之、程潛、趙樸初、邵力子等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歷次重要會議上就土地改革、文字改革、統戰工作、法治建設、人口社會發展等提出寶貴建議，促進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化教育、經濟社會和統戰事業的快速發展。 
為土地建言獻策
新中國成立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土地改革。對于這項工作，張瀾和黃炎培等民主人士提供很多有價值的意見。

1950年6月4日至23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期間，劉少奇與張瀾交談。

1950年6月17日，民盟領導人張瀾在政協全國委員會二次會議上圍繞《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土改工作如何開展作了發言。他認為，新中國開展土地改革很必要，“中國過去的土地制度，是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這個地主階級，在中國有了幾千年的統治歷史。這等于說，這個地主階級，在中國有了幾千年的罪惡，這個制度的存在，真是中國一切封建思想和一切封建制度的基礎。打倒地主階級，廢除地主階級，消滅地主階級，掘了地主階級的根，這才真是中國人民徹底的革命”。為此，制定一部土地法來指導、規范土改運動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張瀾指出新中國成立后所處的形勢、需要解決的問題和奮斗目標已經有所變化，新頒布的土地法應當與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頒布的土地法不同，應兼顧更多階層的利益，充分調動各階層的積極性。比如對待地主階級，張瀾就認為應當給予他們平等勞動的權利，“使地主個人有一個做新人的機會”“只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及其在鄉村中多余的房屋，多余的糧食，并不沒收地主的其他財產。政府并且仍分給地主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同時，對于富農，張瀾認為應適當保護他們的財產，以提高他們參與農村經濟建設的積極性，“今天實行保存富農的經濟的政策，可以早日恢復農村經濟，可以增加農村生產，可以為國家工業化開辟道路”。
同時，作為民盟領導人，張瀾還表示堅定支持新中國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我今天代表中國民主同盟表示完全擁護這個土地改革法草案。我們不只要使它成為人民政府土地改革的正式法案，并且要號召全體盟員和全國人民來擁護這個新的法案，使它能夠圓滿地完成中國土地革命的任務”。

黃炎培

黃炎培是民建、民盟的重要創始人之一，與工商界有著廣泛的聯系。新中國“土改”期間，他收到了不少工商界人士的來信。這些來信中普遍表達了工商界人士對“土改”是否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是否存在“過火”情況的擔憂和疑慮。黃炎培本著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原則，把這些情況整理后如實報告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建議黃炎培到農村走走看看，為“土改”工作提供意見。為此，1951年春黃炎培在陳丕顯等人的陪同下，來到蘇南農村，開展了半個月左右的調研。
在這段時間，黃炎培與當地農民深入交談，對蘇區農村的發展情況有了更為全面的了解，并寫成了《訪問蘇南土地報告》。在這篇報告中，黃炎培一改之前對“土改”的模糊看法，認為蘇南土改辦得好，并指出“好在哪里？農民站起來了”。他對一些人提出的“和平土改”意見進行了反駁，認為該意見“不能說絕對做不到”，“但這樣基礎脆弱，靠不住”，而放手發動群眾則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可行之舉。
黃炎培的這次調研不僅有力地宣傳、推廣了新中國黨和政府的土改政策，還發現了農村鎮反運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倡導“文字改革”
近代以來，許多進步文化人士都意識到對傳統漢字進行改革，可以促進文化教育的普及，并為此提出了簡化繁體字，運用拉丁字母改革漢字等建議，胡愈之就是其中之一。

1956年，胡愈之與葉圣陶就文字改革交換意見。

1934年9月，胡愈之曾在《怎么樣打倒方塊字》一文中提出采用別字代替筆畫較多的字，以此簡化漢字，“這樣就可以打破望文生義的習慣，而且別字可以自由地寫，當然照筆畫最少的寫法，通用的簡筆字自然可以采用。這樣十幾畫以上的方塊字，幾乎完全可以不用，學習方塊字的困難，就減少了大半”。1949年5月5日，胡愈之又發表了《“五四”與文字改革》。在文章中，他認為過去三十多年的文字改革步伐較慢，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從文言文變為白話文，這是文字改革運動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但是白話文在開始時，就有人認為既不是‘白’，又不是‘話’，總之還不能成為適合于人民大眾的文字工具。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還沒有能夠得到圓滿解決”。因此，他呼吁成立新中國后，要加快推行文字改革，“曾經有機會受過長期文字教育的少數知識分子，并不感覺到文字改革問題的嚴格。但對于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不識字的工農群眾，這問題是嚴重的，需要立刻解決的?！?br />在胡愈之等廣大民主人士的呼吁下，1949年10月10日就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胡愈之、陳望道、羅常培、林漢達、葉圣陶、黎錦熙等文化界的民主人士都是該協會委員。
之后，為了推動文字改革，作為民盟重要領導人的胡愈之多次在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上提出漢字改革的建議。1956年2月9日舉行的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胡愈之作了《關于推廣普通話和擬訂拼音方案》的發言。在發言中，他認為除了推行簡化漢字外，推廣漢字的拼音方案，也有利于盡快掃除文盲，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拼音文字還有許多其他的好處，例如，適合于科學和技術上應用等。要想使我們的科學和技術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也就應該在文字問題上來做一番改革”。同時，對于漢字改革是否會造成漢字發展緩慢甚至消亡，胡愈之在會上也作了回應，“那么是不是就要廢除漢字呢？不。完全不用擔心?，F在拼音漢字還不是拼音文字。今天我們并不企圖用這套字母馬上就代替漢字”。
在胡愈之等廣大民主人士的推動下，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要求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簡化漢字和漢語拼音的推廣工作。胡愈之作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宣傳組負責人之一，到華東地區開展了這項工作。之后，為加速漢字改革，1958年2月胡愈之、葉圣陶等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又作了《大家都來做文字改革的促進派》的發言，呼吁社會各界加快踐行文字改革，廣泛使用漢語拼音。他們的努力為新中國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漢語語言文字的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
服務統戰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反動勢力一直策劃著分裂中國的計劃，眾多愛國民主人士挺身而出，痛斥分裂祖國的背叛行徑，并強調祖國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程潛

1959年1月24日，民革領導人程潛在全國兩會期間，就反復強調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行為不會得逞，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不能含糊的。程潛認為：“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受帝國主義者的唆使，處心積慮背叛祖國，破壞統一，不惜采取罪惡的手段，發動了公開的武裝叛亂。中央人民政府采取英明堅決的措施，迅速掃平叛亂，這不僅符合120萬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且符合六億五千萬全國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民進成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李任仁一直期盼臺灣早期回歸祖國。為此，新中國成立后他撰寫了大量對臺宣傳文章，僅1963年就發表《國慶喜看豐收景》《我所看到的少數民族生活》《次韻和于右任先生天凈沙曲》等。這些詩文不僅向臺灣同胞介紹了新中國的發展成就，還強調了兩岸血濃于水，祖國統一是大勢所趨。
除此之外，一些愛國民主人士還利用自身在宗教領域的影響力，在捍衛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維護和平的同時，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號召宗教徒愛國愛教、遵紀守法，為新中國建設作貢獻，民進重要創始人趙樸初就是其中之一。
新中國成立初期，趙樸初在擔任全國人大和政協領導職務時，在兩會上作了《在全國政協宗教事務組舉行的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會議全體代表座談會的講話》《歡迎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止惡行善，離苦得樂》等發言，強調“中國佛教協會從開始籌備一直到宣告成立，始終是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中央部門的指導和幫助下的”，感慨“全國委員會和各有關部門所給予我們的指導和幫助，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的。僅僅這一個事實，就非常之具體地、也非常之生動地說明了在今天人民自己的政權之下，宗教信仰自由是怎樣地得到了尊重和保護”，指出“具有平等民主的教義和‘饒益有情、莊嚴國土’的理想的佛教徒，對于今天我們國家的人民民主制度，是應當歡喜贊嘆、信受奉行的，是應當為之效忠的”。趙樸初的這些努力為新中國制定、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作出了重要貢獻。
愛國民主人士在各級人大、政協會議上建言獻策，為新中國的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充分彰顯了我國政治制度的特色和優勢，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共議新中國首部憲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人民對國家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則的共識。新中國成立后，制定憲法工作被搬上議事日程，而此時的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這讓張瀾、沈鈞儒等長期為民主政治努力的民主人士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1953年1月13日，張瀾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0次會議上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54年6月14日，在討論這部憲法草案內容時，他就感慨這部憲法將是一部真正屬于人民的憲法，能實現自己多年追求憲政的夙愿，“中國人民要求立憲行憲已經有五六十年了。但是從來不曾有過真正民主的憲法。從滿清到國民黨反動政府，所謂憲法，都是由少數人欽定的，只是為了鞏固反動政權，維護少數人利益，和大多數人民毫不相干。只有現在我們的憲法草案，才是真正按照國家的需要，保證人民應享受的權利來制定的，是符合中國當前實際情況和全國人民共同愿望的”。
在1954年9月舉行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張瀾再次贊嘆新憲法是一部民主的憲法，“過去反動統治者所謂憲政，從制憲的過程到‘憲法’的內容，都是騙人的”“這個憲法是用民主的方式產生的，從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到全國每個角落，經過了許多次的討論，吸收了一切好的意見，真正做到了字斟句酌，盡善盡美”；表示“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才走上了光明幸福的大道，今天才有了這個真正民主的憲法”。
隨后，張瀾還十分關注這部憲法的落實工作，并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建議，“首先，應當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展開關于憲法的宣傳、學習，務求做到家喻戶曉”；其次，人大代表和公職人員要帶頭遵守憲法，“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都親自參加了這個莊嚴的制憲會議，更應當以身作則，嚴格遵守憲法，并擔負起監督憲法實施的重大責任”，并強調“現在憲法頒布以后，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都必須以憲法為準繩，克服這些缺點和錯誤，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
為了更好宣傳新憲法，1954年9月，張瀾發表了《青年們，邁開矯健的步伐勇往直前吧》一文，呼吁青年們積極踐行憲法，感嘆“幸而在垂老之年，我還能同青年們一道共享民主幸福，我的心情怎能不感到‘返老還童’了啊”。
除此之外，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一生追求民主的沈鈞儒也參與了新憲法的草擬和論證工作，并在《為憲法草案的公布而歡呼》一文中從法律工作者的角度號召大家提高愛國守法意義，讓這部無數革命先烈犧牲而換來的憲法能夠真正執行，“加強人民民主法制，普遍提高人民群眾愛國守法的思想教育，使憲法和法律能夠貫徹執行，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從一個法律工作者看來，是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
關注人口問題
民革重要領導人邵力子很早就提出了節制生育的觀點。1922年5月，邵力子在《民國日報·婦女評論》副刊上就發表了《生育節制釋疑》。在文中，他指出大眾對“生育節制”的偏見，“生育節制這個學說到了中國，固然受著有識之士的歡迎，卻也引起了一部分的恐慌。在上海報紙上，我見有換衣的論調；在北京報紙上，我更見有污蔑的言詞”，并強調“生育節制，本非生育廢止”，而是倡導科學生育，“比如新婦，如規定十年內勻稱地生二三個子女，那么子女教育可以充分滿足，父母也不致過勞”“在歐洲采用生育節制法的，實際上反使人口增加而且健康”。

邵力子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快速增長的人口數量和貧弱的經濟社會現狀，邵力子再次思考了人口問題，并認為適當控制過快的人口增長，有利于新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為此，1954年9月邵力子以浙江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就提出要控制人口，促進人口增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他強調：“人多是喜事，但在困難很多的環境里，似乎也應有些限度。但如果做母親的總是每年生一個孩子，甚或身體已經很弱，負擔已是太重，還無法不生孩子，國家對他們也就很不容易保護，他們自己所受的痛苦更不用說了?！甭牭缴哿ψ拥陌l言，周恩來也意識到人口問題事關國家發展，應努力抓好。為此，邵力子對周恩來再次陳述自己的觀點，“我們新中國從舊社會接受了一個貧窮落后的爛攤子，各方面都需要振興發展，如果人口增長過快，必然和經濟建設形成尖銳的矛盾。我們當政者，必須防患于未然，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控制人口過快增長”。
為了更好完整闡述自己的觀點，1955年7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邵力子將生育節制的問題形成《請加強避孕常識的宣傳和放寬節育技術的限制案》提案，正式提交代表們討論。在這份提案中，邵力子表示：“除了希望醫務工作者再進一步研究節育的辦法以外，還希望衛生領導機構采取積極的措施，加強避孕常識的宣傳，放寬節育技術的限制?！?br />此后，在第一屆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邵力子都提交了提案，重申了自己關于人口問題的觀點。這些提案都得到了衛生部門的回應，并成為我國不斷調整人口政策的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