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基本工作方法，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到基層調研實在是一件好事情，可以接近基層的干部群眾，可以體察民情、了解民意。習近平總書記在《談談調查研究》一文中指出，在當今的現實中，有少數黨政機關、管理部門、某些領域，調查研究染上了形式主義的病癥，這不僅嚴重影響決策的科學性，妨礙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也損害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的形象。
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歸納起來有六種：一是“事前踩點”。領導尚未下到基層之前，機關干部或地方早已經派人把領導想要走的地方走了好幾遍，此舉謂之“踩點”，就是把上級領導同志可能走過的地方都走到，事先演練一番，凡是上級領導同志有可能經過的路線，都已經打了招呼，什么可以讓看，什么不讓看；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都一一作出具體的安排。這樣一來，上級領導同志深入基層，就算他看得再仔細，問得再具體，也不會露出馬腳來。
二是“改換場地”。名為下基層調查研究，實際上卻是到基層發表高見，沒有深入群眾和基層干部中，沒有耐心聽取群眾和基層干部的匯報，下車伊始就夸夸其談，把調查研究變成結論的預設，按需求證，合則取、不合則棄的工具。
三是“裝模作樣”。不是放下架子、撲下身子，傾聽群眾呼聲，體察群眾情緒，感受群眾疾苦，而是走走套路、做做樣子，層層陪同，走規定的路線，看示范的樣板，聽標準的匯報，蜻蜓點水，走馬觀花，使調查研究成為“精品游”“盆景展”“報喜會”。
四是“回避問題”。不敢直面矛盾，不敢深究問題，怕揭短傷和氣，怕細究得罪人，怕深入弄得自己脫不開身，喜好總結經驗，歌功頌德，對問題輕描淡寫，點到為止。對策建議，避實就虛，籠而統之。
五是“調研脫節”。只調不研，停留于點上情況、表面現象，不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偽存真，只是淺嘗輒止，簡單作結論，匆忙下指示，研而不實，滿足于上互聯網搜，到圖書館翻，請基層單位報，聯合高校院所作課題，堆砌拼湊，洋洋萬言，新概念與新名詞亂飛，圖標與模型狂舞，對策建議就像小山羊的尾巴，既短又臭，還不管用。
六是“不重運用”。有的倒是真調研，下了不少苦功夫，但成果出來，卻熱衷于待領導批示，送刊物發表，對調研成果的運用和效果不聞不問，結果是調查多、研究少，情況重、分析淺，問題還是問題，建議還是停留在紙面，對實際工作推動不大。
我們處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新情況、新課題層出不窮，老問題、老矛盾有新變化，新經驗、新倡導火花閃現。這些“新”折射著紛繁復雜的現象，提示著前進路上的風險，蘊藏著社會進步的密碼，散落著群眾智慧的靈光。然而，這些必須也只能靠深入調查研究才能發掘、梳理、歸納、提煉、升華，最終產生不斷前行的智慧與力量。調查研究的成果和質量如何，形成的意見正確與否，最終都要由人民群眾的實踐來檢驗。習近平總書記以毛澤東同志 1930 年在尋烏縣調查研究時直接面向各界群眾開座談會、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為范例，要求領導干部學習毛澤東同志這種深入、唯實的作風。在這個意義上講，調查研究是黨風、政風的再現，是真實事求是還是假實事求是的試金石。
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實質上削弱和阻斷了我們黨的群眾路線，輕則勞民傷財，影響形象；重則誤導決策，失信于民；久之，誤國殃民。倘若不根除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反任其恣意加重，無異于在閉目塞聽中推進我們的改革、建設與穩定，如何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如何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又如何能走進世界舞臺的中央，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
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的得失成敗，尤其是領導干部，更應始終堅持和不斷加強調查研究。只有真正沉下去，奔波在基層，重視并且善于調查研究，才能了解真情況，發現真問題，找到真藥方，站在新的前沿。如是，才能不斷為國家和社會提供前行的智慧與動力。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兼職教授、第十二屆上海市政協學習委員會常務副主任）